（二）前后衔接：行政机关党组决策前置 在国家法律未直接给国家机关党组配置决策权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党组条例》规定的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与本单位领导班子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相统一（第4条），推动党的主***重大决策转化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政令（第16条），又不让行政机关党组代行首长的法定职权，就要将党组决策与首长决策之间的关系从横向转为纵向，让党组会议成为领导班子会议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2009年1月1日，地方政府规章《江苏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正式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体系中许多指标与法治相关，而有些指标并不属于传统法治范畴，可以归属于政治、管理等领域。
倒是常常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数字工具。但为什么经济指标更有用呢？这是因为各种经济指标背后往往都有经过多年验证与反复修正的较为成熟的经济学模型。当然，主观指标也并非完全主观和随意产生的。（３）适应性命题：是否根据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来设计指标。第三方评估专家给出的分数偏主观化。
尽管如此，治理理论仍有非常独特的逻辑。治理概念源于希腊语kybernan，意思是领航，引导或指挥，后被翻译成拉丁语gubernare，意指船长在大海航行中掌握方向的行为，对应的英语Governance可以翻译为统治、控制。其二为裁量行政，立法者委托行政机关来判断，不同的可能决定对于促进国家目的是否具有价值，并得在这些决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
[3]布勒之后，有关保护规范理论的讨论整体上并未逸脱出布勒所设定的问题域。在1914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论文《主观公权利及其在德国行政裁判中的保护》中，布勒对德国行政审判实践进行整理总结并较为系统地讨论公权与保护规范理论。公权是公法领域的权利与利益，是法规范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既然如此，权利和反射性利益自然无法依据诉讼可能性进行区分，是否保护个人利益必须基于法律的内容，尤其是借助细致的法律解释加以确定。
他认为公法规范以公益为指向，如果公法规范并无扩大个人权利领域的意图，只是为了共同利益，即使其有利于特定个人，那么这种授益仅是反射性利益。三、布勒的公权三要件与保护规范理论的形成 以民法中通行的权利概念为基础，布勒认为私权是私人之间的关系，公权则为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如果受保护的私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请求行政机关介入第三人的活动，那么必须由法律特别规定私人可以参与国家和第三人之间的行政程序并且获得主张自身利益的机会。除去裁量领域，布勒原则上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不是裁量，仍属于法律问题，所以也得由法院进行审查。这三个要件构成了判断公权的递进式结构，而且也是理解布勒公权理论的三个维度。[22]如前所述，私益保护目的要素源自G.耶利内克，更是布勒对行政裁判的总结与提炼。
1．G.耶利内克的保护规范标准 G.耶利内克确立了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法人格与主体地位，演绎了现今意义上的公权理论。[24] 布勒显然认识到公私益区分的相对性，所以私益保护目的强调的是规范的主要目的。[25]存疑时，布勒认为：在一般情形下，如果法规范旨在保护私益，那么法规范原则上就为受保护的私人创设了公权，而非仅课予行政机关以义务。[23]然而实践中通常却无法断然确定法律的保护目的，布勒所寻求的保护目的实质上是指法律的主要目的。
[7]此类理解上的差异有可能是源于对布勒保护规范理论认识上的固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似乎在于，目前对于布勒保护规范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粗略性、间接性的，而且也并未将其置于布勒公权理论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观察。此时，臣民可以依据基本权利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做某事，这种请求权就是真正的公权——不受行政机关妨碍而做某事。
与刘广明案不同，最高法在该案中摈弃了旧保护规范理论，试图重新弥合理论认知与司法适用之间的缝隙。以赵宏教授的代表性研究为例：首先，她认为布勒的公权仅用以指称个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将公权的单方指向性彻底固化。
将这种要求提升为权利并非扩张了要求的内容，但却可能使该要求在本质上得到增强，而臣民所获得的司法保护也会得到确保。这种推定意在扩大个人权利领域，从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48]此后，刘广明案所确立的如上规则成为后续法院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权威基准。（二）实体性公权观 布勒所理解的公权主要是一种实体性公权，即只有指向特定实体决定、具备具体可确定内容的请求权才是真正的公权，不满足此条件的仅为程序性公权（formelle subjektive #246;ffentliche Rechte）。只不过在法律承认权利具有诉讼可能性时，法律授予私人以法律上的力的意图非常明显，毕竟法律除了赋予利益主体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利益之外，又如何能够提供比之更强有力的法律上的力呢？[33] （四）作为法律解释技术的保护规范理论 以上三个要件不仅是公权的概念要素与形成条件，而且也是公权与反射性利益的区分标准。法规范是否具有强行性、是否具有保护私人之目的以及受保护的私人能否援用法规范，最终都涉及对于相关法规范的解释。
摘要: 布勒的公权理论可谓保护规范理论的始源形态，应当立足于其历史脉络与整体结构来理解。主张具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规承认自由裁量意味着，有关法律解释的争议往往会被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这无异于剥夺法院的审查权。
巴霍夫还将布勒的正确行使裁量请求权的表达改进为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Anspruch auf fehlerfreie Ermessensausübung）。最后，赵宏教授还将援用可能性与诉讼可能性等同视之。
无法从法规范中推导出公权，是否意味着可以不考虑基本权利的要求，迳直否定公权的存在？法院显然对此问题缺少关注。程序标准主要依据权利保护手段是否存在：能够通过法院救济途径加以实现的属于权利，否则为反射性利益。
[10]然而，G.耶利内克却留下了诸多问题，例如何种法规范才是公权的产生基础，怎样具体判别规范的私益保护目的等。此时虽然行政机关存在部分自由，但是行政机关很明显不是依据自由裁量，而是只可以考虑法律所列举的理由并且根据这些理由是否存在继而进行决定。[34] Vgl. Ottmar Bühler, Altes und Neues über Begriff und Bedeutung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 in: Otto Bachof/ Martin Drath/ Otto Gönnenwein/Ernst Walz (Hrsg.), Forschungen und Berichte aus dem öffentlichen Recht. GS Walter Jellinek,1955, S.269(274). [35] 参见[日]原田尚彦：《诉的利益》，石龙潭 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4]然而上述认识值得商榷，不少判断已经超越了布勒自身的观点：其一，布勒不仅承认国家具有公权如刑罚请求权与税收请求权，而且还主张国家在实现自身的请求权时无须藉助诉讼，从而与个人的公权呈现显著差异。
在布勒那里，以正确行使裁量请求权为代表的程序性公权尽管名为公权，但实际上是一种不完整的法地位，更接近反射性利益或某种程度的利益。[39] 在程序性公权中，正确行使裁量请求权（Anspruch auf die richtige Ausübung des freien Ermessens）是较为特殊的一种。
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赵宏教授所引布勒的表述实际上与诉权问题无关。
[43] 二战后，布勒对于程序性公权与实体性公权的区分被巴霍夫继受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式，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导致利益重新分配，引起的法律争议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在诉判分离之下，如法院对于原告未主张的事实依据也不能放弃合法性审查。这就是行政诉讼制度局限性之一。[8]一位来自司法实务前沿的法官提供的相关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总体而言，从2012年以来，全国法院行政一审案件上升幅度大，二审案件增长幅度也很大。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坐姿偏向行政机关既是它身处国家机关体系中的本能，也与它所处的国家权力结构运行逻辑的自洽。
对这三个立法目的不宜做先后的排序，毋宁看作它们共处于同一平面。（一）国家机关权力架构与分工 在行政诉讼中，法院通过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这是《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一。
[19]参见《行政复议法》第1条。[4]通过考察当年相关行政诉讼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过程中，从行政诉讼立法目的讨论所形成的四种主要观点看，当时的立法者并未考虑过要加入解决行政争议的内容。
[11]参见《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至3款。如果上列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案件也要纳入调解范围，那么对于法院来说，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将构成对以诉讼调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限定。
